閱覽人靜

文 / 杨微屏 那一年，我 18 岁，在电视机屏幕看到一个额头系着白绷带，穿着睡衣的大学生，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和中国领导人李鹏会面谈判。 这个穿睡衣的大学生，名叫吾尔开希，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学运中的学生领袖。 当时，我觉得这个穿睡衣的吾尔开希很酷。 生长在大马的 X 世代的我，原本对政治和民主懵懂冷漠，不理解也不关心，可是这一幕穿睡衣的学生代表无惧面对国家领导人争取民主的印象，却从此启发了我对民主、自由、人权和政治的关注。 当时，我在想，这些中国大学生都比我大几岁而已，可是他们却能思考那么广的层面。隔年我到吉隆坡念新闻系时，一些老师说起六四事件政府镇压学生的事件时会激动流泪，潜移默化一步步启发了我对课题的反思。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最近去世，传媒访问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，先后流亡到美国和台湾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，他仍不能释怀于李鹏当年在天安门事件中镇压学生的手段，他也曾感叹本身如今已无法回到出生的国家，为民主作出什么。 看到当年的偶像已变成发胖的大叔，不禁感叹“偶像胖了，我也老了”。 从自己 18 岁时民主意识的醒觉，反思如今大马时局，国会已通过 18 岁国民无需登记就可自动成为选民，放眼未来 380 万年轻新选民票仓， 18 岁到 21 岁的年轻人对政治和民主的成熟认知，是人们热议的课题。 但是，我绝对愿意相信 18 岁的年轻人，会有自己的能力去判断本身的选票取向，因为事实让我们看到大马的成年人，民主思维意识也不全然成熟。 尤其作为报章专栏的政治时事评论人，非常习以为常的面对特定政党的铁粉，针对和他们不同的政治观点，而以粗俗无理的字眼攻击的情况。这些不是 18 岁的人，对民主和人权的诉求，又有什么成熟的表现？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蔡东杰在著作《民主 : 是与非》提到：“当我们身处民主制度下的社会，在当前网际网路盛行的时代，言论自由、定期选举投票、民意代表、媒体监督、权力制衡……这些朗朗上口，天天在谈的东西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、习以为常。但是，民主这东西是本来就有的吗？” 所谓民主的制度和执行，并非是全世界都使用同样模式，而在东南亚国家如大马，不同的国家具备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，也牵制着所谓民主的模式。 蔡东杰点出：在这个声称“自由至上...

文 / 杨微屏 念初中一时，一名女老师特地把我叫到面前，指着我的文章说：“这样的写法是人家写在报纸上的文章，不适合学校里的作文课”，然后再莫名其妙补上一句：“你已长大了，讲话不要像小孩子这样 manja （娇气）” 虽然当时我们只是 13 岁，可是我回到座位后，周围的男女同学都觉得老师“攻击”一个学生天生的“娃娃音”，是不可理喻的事情，因为人的声线并不是生出来后，可以自由切换和“调音”。 不过，想回头那老师怎么会在我 13 岁时，就觉得我写的东西“是写在报纸上的文章”，我不知道什么文章应该出现在作文课里，但长大后的我真的就是从事文字工作，文章就是出现在报章。 可是，我一直都非常顾忌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播出来，当记者期间进行采访时录音，过后若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不管长到多少岁了，还是“娃娃音”时，会非常的惊慌，甚至心情不好。 在报章撰写时事点评和政治评论一段时间后，今年 3 月一家电台通过报馆主笔取得我的联系，不定期的邀约我开声进行“空中点评”，我接受了这项新尝试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走出“娃娃音心魔”，克服心理障碍的挑战。 期间我正好阅读乌克兰作者米哈伊尔左琴科的著作《日出之前》，作者反思本身的精神问题，回忆从幼年到青年有关人生的 130 多个生活片段，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、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入手，通过自我心理疗法，借助理性的力量，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，摆脱精神忧郁症。 作者说：“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应当去寻找原因，弄清为什么我的力量受到束缚，为什么我在生活中这么不愉快，为什么经常会有我这样的人，被无端的愁绪困扰。”后来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源，自我克服心理障碍后有新的感受：“太阳照亮了战场，我看穿那些人未开化的嘴脸，幼稚的诡计，过去这一声声呐喊曾使我为之战栗，而现在已不再令我害怕。” 这几个月，偶尔听到自己的声音从电台播出：“名师早点，多知一点 …….. ”，我会录下后检讨说话速度和改进问题，一些好朋友会每次帮忙检讨和提出建议。然后，开始有朋友会在开车、在咖啡店等地方听到广播后，发讯息来分享心情，使得我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感动。 过去我始终相信用文字点评时事，是我能为纷乱的社会做出思维教育的小小力量，现在加上用声音传达时事点评，也是另一种传达思维教育的管道。 我的爸爸生前是我的专栏忠实粉丝，在...